既要开好“前门”，满足地方政府合理融资需求，支持地方稳增长、补短板；也要把好“后门”，坚决堵住各种不规范渠道，加大对违法违规举债行为的问责力度，倒逼地方政府真正担起责任，规范举债、及时还债

　　前不久，有位朋友利用假期回了一趟老家。阔别多年，亲友相见甚欢，主动陪着他逛县城。县城的变化确实很大，马路宽了，楼房多了，商业氛围也更浓了。然而，路边一座新建的豪华大楼里却空空荡荡，与眼前的热闹景象格格不入。

　　一问才知道，原来这是几年前县政府花巨资建的新办公楼，规格档次在县城数一数二。没想到，大楼盖好后，县里对照检查有关规定发现，新楼内办公室面积超标！这下，原来的入驻计划只能搁浅。如今，新大楼空在那里已近两年，引得当地百姓议论纷纷：财政本来就不富裕，花那么多钱搞政绩工程，盖好了又弃之不用，这不是浪费吗？

　　从全国来看，这样的情况恐怕不是个案。到各地的县市走一走，就会看到一些地方广场越修越大，楼堂馆所越盖越豪华，“行政新区”拔地而起……钱花了那么多，民生却没见多大改善。而在这些“政绩”的背后，是政府债务快速上升，风险隐患不断积聚。甚至个别地区政府债务率超过100%，突破了安全“警戒线”。

　　更令人不安的是，一些地方的主官们，在主政期内靠过度举债搞投资建设，不但没有被追责，反而因“政绩”突出得到升迁。这样的“导向作用”，也让一些基层领导更浮躁，不愿意踏踏实实干事，而是一门心思“搞政绩”、走捷径。于是，地方融资平台四面开花，地方政府“借道”举债，不少债务资金利息高、期限短，用于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建设，造成资金错配，地方政府偿债压力陡增。

　　之所以宁愿债台高筑也要追求政绩“泡沫”，与财税体制有一定关系。前些年，地方政府财权少，要做的事却不少，自身投资冲动也很强烈。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，又想大干快上，使得举债规模超过自身承受能力，形成过度举债。正是看到了这些“风险苗头”，近两年国家加大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力度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设置了“天花板”，不允许超限额发债。同时，清理整顿地方融资平台，勒紧债务风险的“缰绳”，成效正在显现。

　　借债“搞政绩”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问责不力，造成此类现象屡禁不止。在发展冲动和政绩冲动的裹挟下，近年来仍然有一些地方违法违规举债。审计署对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发现，截至2015年底，浙江、四川、山东和河南等4个省通过违规担保、集资或承诺还款等方式，举债余额为153.5亿元。因此，加强监管，把债务问题纳入考核，也是促使地方量力而行、适度举债的关键一环。

　　日前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》，明确提出政府及其部门在预算之外违法违规举借债务，金融机构违法违规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，要求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等，都要追究问责。《预案》还要求，省级政府应当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处置纳入政绩考核范围，属于在本届任期内举借债务形成风险事件的，在终止应急措施之前，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不得重用或提拔；属于已经离任的政府领导责任的，应当依纪依法追究其责任。

　　这些明确规定，补上了制度短板，地方政府再违规举债就要好好掂量掂量。特别是有些地方不负责任地举债“搞政绩”，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的做法，再也行不通了！好制度还要落实好，才能产生震慑作用。对于地方债务，既要开好“前门”，满足地方政府合理融资需求，支持地方稳增长、补短板，同时还要把好“后门”，坚决堵住各种不规范渠道，加大对各种违法违规举债行为的问责力度。唯此，才能倒逼地方政府真正担起责任，规范举债、及时还债，守牢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。